第六二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 汪精卫公开分裂（（2 / 3）

民主义之叛徒，必须予以讨伐。希望冯总司令与蒋某人联手，一致行动，向武汉进兵。”冯玉祥道：“此意不妥。武汉方面已开始实施分共，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，殊无谓也。诚为天下人耻笑。”双方反复讨论，互作让步，蒋介石放弃了会同冯玉祥进攻武汉的计划，冯玉祥则附和了蒋介石实现统一的要求。蒋介石道：“国民党必须统一，不许武汉政府存在。武汉方面的忠诚同志，应速到南京来与我们合作，不要被外人利用。”冯玉祥道：“武汉、南京都是党国同志，以谁为中心，似乎无关紧要。”蒋介石突然表示：“冯总司令的西北军财政确有困难；从即日起，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济西北军二百五十万元。”冯玉祥闻言大喜，道：“蒋公厚爱，冯某深表感谢。国民革命必须以南京为中心，武汉政府应该予以撤销。冯某愿从中调解，实现党国的高度统一。”在金钱的作用下，不偏不倚的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，蒋、冯携手合作，进一步加重了武汉政府的危机。会后，冯玉祥立即致电武汉政府，称：“党国统一，事关大局；望汪、谭诸同志速决大计，早日实行。惟有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，进行分共，剿灭工农运动，方能实现南京、武汉异地同心，通力合作。”

徐州会谈刚一结束，蒋介石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，决定中止北伐。除留下一部兵力驻守徐州、蚌埠外，大部军马相继南撤到芜湖以西布防，准备与武汉政府决一死战。

蒋介石回到南京，与胡汉民共同主持召开南京政府、国民党中央会议，决定撤销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，恢复邹鲁、谢持、张继、林森等人的国民党党籍。西山会议派遂以“反共先进”自居，公然四处招摇；右派分子弹冠相庆，反共声浪甚嚣尘上。

与此同时，武汉方面，汪精卫也加紧了“讨蒋反共”的步伐。他将唐生智、张发奎部调回武汉，沿江东下，进驻九江，与芜湖地区的蒋军形成对峙，双方交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另一方面，汪精卫积极进行“分共”，命令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解除了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，迈开了其反共的第一步。接着，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，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，并勒令其回国。汪精卫的倒行逆施，引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的强烈不满。邓演达致信国民党中央，愤怒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径，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。随即离开武汉，与苏联顾问团一起前往莫斯科。

当此千钧一发之际，陈独秀继续妥协、退让，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，完全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禁止工农运动的训令，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，将武器一律交给武汉政府。6月30日，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扩大会议，强行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，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，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。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的批评和抵制。毛泽东反对道：“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，而我们却要交出武器，岂不成了束手待毙，任人宰割。”周恩来提出：“情况危机，应立即组织实施工农暴动，与反革命势力开战武装斗争。”然而，陈独秀独断专行，蛮不讲理，顽固地坚持其放弃斗争的主张，否决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意见。致使温文尔雅的毛泽东、从不发火的周恩来相继拍案而起，与陈独秀大闹一场。

中共中央的决议，以急电的形式迅速报告给共产国际。旋即接到共产国际的回电：斥责了陈独秀的投降行为，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改组领导机关。7月12日，根据共产国际指示，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，果断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职务，成立了由张国焘、周恩来、张太雷、李维汉、李立山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。次日，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，公开揭露了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、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。是日，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《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》，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，同孙中山的叛徒们彻底决裂；随即离开武汉，经上海前往苏联。

7月14日夜，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，确定了“分共计划”。15日，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，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，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。会后，立即命令大批军警紧急出动，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。接着，汪精卫电令各省、市国民党部、政府、军警系统大开杀戒：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。”于是，全国性的大屠杀在各地展开，无数的共产党员、工会干部、农运骨干惨遭屠戮。血雨腥风弥漫城乡各地，死尸残骸抛满荒郊野外。大屠杀持续了一月之久，全国的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，无辜被戮的工农群众逾四十五万人。

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一些不坚定的分子，有的悲观失望，有的消极动摇，有的自首叛变，堕落为革命的敌人。然而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，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锤炼，丢掉幻想，重新崛起。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体，纷纷拿起武器，走向新的战场。这才是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前赴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