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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七回 蒋介石损兵折将 毛泽东三反围剿((1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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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七回蒋介石损兵折将毛泽东三反围剿(上)

1929年12月,朱毛红军集结到上杭县古田村休整。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调查,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代会,选举产生了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、罗荣桓、林彪、伍中豪、谭震林等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,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。大会在讨论建军原则时,发生了意见分歧。毛泽东强调:“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,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。”“红四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平等,废除军阀作风,废除薪金制;从军长到士兵吃同样的饭,穿同样的衣服,领同样的伙食津贴。”对此,从旧军队中转变过来的军官难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;朱德表示怀疑道:“官兵平等,有点像天方夜谭,根本行不通。”罗荣桓即席发言道:“官兵平等,古已有之。春秋战国时,名将吴起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,为士兵调药治伤吮脓血;爱兵如子,战无不胜。”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:“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,应该实行官兵平等。”会议经过热烈讨论,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《古田会议决议》。古田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、宗旨和任务,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。确定了红军中必须突出政治,加强思想教育,听从党的指挥;实行官兵平等,军民一致,自觉遵守纪律等原则,坚决纠正个人主义、极端民主化、流寇思想、雇佣思想和军阀作风。决议的贯彻落实,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,逐步成为一支政治突出、思想过硬、纪律严明、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。

古田会议后,毛泽东继续思考着时局的变化和未来的行动。元旦前夕,毛泽东收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。林彪,湖北黄冈人,生在富绅之家,读过黄埔军校;身材瘦小,性格阴鸷;拙于言辞,工于心计。林彪在信中提出了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的疑问,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到来。毛泽东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计比较悲观,且有一定的代表性;便复信予以批评教育道:“中国有句古话: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,只要有一点星星之火,就能燃成燎原之势。”“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,而且必将到来。它是站在海岸边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,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,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”毛泽东的回信得以广泛传达,在鼓舞士气、坚定信念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春节过后,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爆发,为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,加强统一领导,毛泽东主持军事会议,组建了红一军团,由朱德任总司令,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;下辖红四军,林彪任军长;红五军,彭德怀任军长;红六军,黄公略任军长。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:“分兵发动群众,深入土地革命,巩固斗争成果,把井冈山、赣南、闽西连成一片,建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,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。”

会后,毛泽东亲率红四军回师赣南,在安远、寻乌、平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,巩固土改成果。毛泽东身上最优良的品质是:实事求是,不尚空谈;遇事总是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,善于总结,勤于思考。为了制定对待地主、富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,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,在乡村、城镇进行深入、细致的调查,写出了数万字的《寻乌调查》,提出了“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”的著名论断,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。毛泽东强调:“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,叫他们去喝西北风?对富农只分一些坏田,使他们半饥半饱,逼得富农造反,贫农和雇农一定会陷于孤立。”“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,保护商人贸易。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,但普通商人的财物一概不准没收。”“苏联十月革命后,没收了富农和城市工商业的全部财产;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。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,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。”“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,都是党的指导思想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。所以,详细的科学的调查,乃十分必要。”

毛泽东不是神仙,也并非圣贤;但却勤于实践,勇于探索。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,锤炼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,极端重视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,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,充分考虑客观事物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,而不是想当然的轻率决策。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,使他能够技高一筹,明辨是非,运筹于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。

然而,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却不断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。1930年6月11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起草的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》的决议,以李立山为代表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。李立山错误的估计了国内的形势,认为军阀混战就是反动统治灭亡的前夜,共产党和红军要立即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,要求各路红军“会师武汉,饮马长江”。会后,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龙赶到长汀,向根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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