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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三回 遵义会议换舵手 四渡赤水出奇兵(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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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的计划彻底破产。但红军也遭受了空前的惨败,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。此时,李德一面唉声叹气,一面诿过于人,粗暴地训斥各级指战员不会打仗。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,一筹莫展,于惊慌失措中与李德商定,命令红军向北前进,企图与湘西境内的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

湘江惨败刺痛了每个指战员的心,部队中怀疑、不满的情绪明显增长,很快达到了顶点,没有人再盲目执行博古和李德的命令,而是开始了公开的抵制。行军途中,几乎每个人都在反问:“第五次反围剿以来,为什么红军迭次失利?现在又为什么濒临绝境?”“谁是葬送苏区的败家子?”

钟不敲不响,理不辩不明。在无数次的反思、总结、讨论、争辩中,广大指战员逐渐觉醒,认识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危害;是他们葬送了苏维埃共和国,是他们造成了一连串的失败,是他们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。部队中逐渐出现了公开的议论:“毛泽东是正确的,在他的指挥下前三次反围剿每战必胜。”“只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。”“只有请毛泽东重掌军权,红军才能转危为安。”李德纵有万只手,也难捂住众人口。

此时,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意图,集结了近二十万军队,设置了四道防堵线,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。他频频发出电令,调兵遣将,精心布防。然而,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,他的命令全被红军总部的无线电台截获、破译,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可笑的是,博古、李德在掌握了敌人的部署后,依然固执己见,强令红军北上,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。

又是千钧一发之际,毛泽东不再沉默,他和张闻天、王稼祥商议后,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:“放弃北上计划,改变战略方向;立即向西挺进,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。”博古、李德接到建议后大发脾气,但却无人理睬;继而垂头丧气,撒手不管。于是,指挥红军、决定去向的责任全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。

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建议,在通道县城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,特邀毛泽东列席。会议由周恩来主持,博古、朱德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李德等人参加,着重讨论战略性的方向问题。博古、李德不顾敌情变化的客观实际,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,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。毛泽东据理反驳道:“两个月前,敌人在湘西兵力空虚,应该北上,但却坐失良机。现在敌情有了重大变化,若再北上湘西,将会陷入敌军重围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“根据总部电台破译的敌军电报表明,蒋介石已调集了六倍于我军的兵力,在湘西构筑起四道防线,正张网以待,请君入瓮。敌变我变,此乃起码的军事常识,岂能冥顽不化,自蹈险境。”“我军只有快速西进,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,才能有立足之地。”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。博古见自己高度孤立,不再固执己见。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提前退出会场。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,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。

然而,争论并没有结束。西进还是北上?红军主力一路前行,高层领导人一路争辩。12月25日,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。为了统一思想,明确目标,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,再次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。李德因病未能出席,博古又提出了北上湘西,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老话题。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进,在川、黔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。会议经过激烈争论,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,决定进军川、黔边界,以遵义为中心,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
黎平会议明确了方向,中央红军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,迅速挥戈西指,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,而且连战连捷,五天之内又攻克了黄平、镇远两座城池。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、粮食军饷、布匹军装,红军的面貌为之一新,士气极其旺盛,之前的消极、低迷情绪一扫而空。

1935年元旦,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,重申红军在川、黔边地区,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,再次否定博古、李德徐图北上,进军湘西的错误主张,决定红军立刻强渡乌江,攻占遵义,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会议通过了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》,明确指出:“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,主要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,首先消灭其一部,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,建立川、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。”并规定:“关于作战方针,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,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。”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。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,重新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,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。

与此同时,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接到空军侦察报告:“共军进入黔北山区后,突然去向不明”;弄得蒋介石一头雾水,犹豫了半天,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,命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于贵阳、清镇一带整训、待命;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集结,对遵义方向警戒、待命。

敌人停止了追击,真乃天赐良机。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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