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个目的达到后，戴笠和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53号相互庆贺。胡宗南笑吟吟地对戴笠说：“老弟，恭喜你了。我还有一份大大的贺礼要送给你。这个地方你看怎么样？”

常年的特务生活已经让戴笠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。他马上回答说：“这地方僻静，隐蔽，地方宽敞。过去是你的第一师驻南京的办事处嘛，胡兄真是会挑地方。”

胡宗南说：“是啊，自从第一师去安庆之后，这里一直是空着。我打算把这地方送给你做特务处的办公地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戴笠早就觊觎这块地皮了，可是听胡宗南这么一说，还是要装出又惊又喜的样子，再三道谢说：“胡兄对雨农真是厚恩啊。那雨农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多谢胡兄，这杯酒，雨农先干为敬！”

戴笠说着一仰脖，豪迈地一饮而尽。胡宗南也是潇洒地干了一杯，两人对视一笑。

两人谈了一会儿特务处的发展，胡宗南问：“那么郑介民你打算给他什么事干？我看，他是不会服你的。”

戴笠轻蔑地笑着说：“对付那个胆小鬼啊，我早就想好了。他肯定是不会安心在我手下的，说不定还勾搭了其他人，想去其他部门。他越是对我不满，我就给他越多便利，留他下来。到最后赏谁罚谁，还不是校长说了算？”

胡宗南哈哈大笑说：“雨农你可真是老谋深算。”

戴笠转动着酒杯，眼里放出狠毒的光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等我把十人团都挪入特务处的系统内，看他们谁还想跟我斗，我奉陪到底！”

没几天，戴笠就开始指挥着唐纵、周伟龙、张炎元、郑锡麟等人着手布置鸡鹅巷53号的办公室，招兵买马，筹备这4月1日的特务处成立大会。因为当时情报人员严重匮乏，许多还是黄埔老大哥们的亲信，所以特务处显得人员单薄，声势甚弱。戴笠决定在自己的家乡江山县招募亲信，并收留黄埔的失业学生，以此来扩充特务处的势力。

在戴笠忙碌的同时，郑介民、康泽等人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。贺衷寒说康泽是“有谏必纳的重臣”，说的就是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，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名；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（另外二人为刘健群、陈立夫）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。他们商量之后，认为由康泽找蒋介石保荐郑介民离开特务处是最为保险的。

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同意，反而把康泽骂了一通。他把康泽的保荐报告重重扔回他的面前，斥责道：“娘希匹！你们闹小集团还敢当着我的面，都吃了豹子胆啦？是我的学生，我自会一视同仁。你不用再说了。”

康泽还想辩解两句：“可是郑介民他……”

“他是什么样的我还不知道？桂系战争中我让他去离间俞作柏，可是他竟然为了保命，中途逃跑。这样的人不磨炼怎么可以出成绩呢？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的安排都是自有道理的。你出去吧。”

康泽红了脸，讪讪地出去了。

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，但是郑介民对戴笠心怀不满的事情却已经在复兴社传开了。戴笠是最早知道这一情况的人之一。他早已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了亲信，也在各个大特务身边收买了内应。种种形迹都表明，一场夺权之战要在戴郑之间进行。

戴笠在表面上没有给郑介民难堪。郑介民不请示不汇报，他也就听之任之。郑介民消极怠工，他乐得发展自己的人马，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整个特务处。他让郑介民在特务处成立大会上说说话，可是郑介民坚决不肯讲。戴笠干脆大包大揽，一个人唱起了独角戏。

1932年4月1日，特务处召开成立大会。在到场的100名特务中，许多都是戴笠四处收罗，甚至拉来凑数的熟人。因为当初为了能够多领一些经费，他增加了雇请人员的数目，连同购置电台设备，和办公室购置笔墨纸张的费用等逐条逐款写好，把预算出的开销总额20万元交给蒋介石批阅。蒋介石当即签署了“同意”。现在就得把人头的空缺给补上。

初成立的特务处设处长，由戴笠担任；副处长，由郑介民担任；书记一名，由唐纵担任，主持内务，下设情报股、总务股和督察股，分别都是由戴笠指定的亲信担任。

成立典礼完毕不久，戴笠就亲自来找郑介民。郑介民一开始还略有些忌惮，孰料戴笠对他笑眯眯的，以礼相待，见面就说：“我今天找你不谈工作，就随便聊聊。我们以后就一块儿共事了，大家熟络一些，也能够方便我们相处嘛。”

郑介民不知这是戴笠的攻心术，坐下来跟戴笠攀谈。戴笠询问郑介民一直以来的经历。郑介民没有隐瞒，据实作答：“我是广东文昌人，从小家贫，读书不容易。我考了两次才考上黄埔军校，后来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政治经济，回国后，就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，毕业后一直留在校长的侍从室做情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