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36节（3 / 4）

极性，方才采取的放宽。

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，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，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，已然证明了这一点。朝廷的有意放纵，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，共同催发了这一场“粮价闯关”。

当然，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，伴随着的，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，油盐酱醋，都是这般。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，盐价的表现，则要更为显著。

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，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，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，盐价上升之后，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。

在中唐时期，有天下财税、盐利其半的说法，而到如今，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，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。

迫于这些情况，京畿地区，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，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，但同样的，也让朝廷籍此，回收了大量铜钱。

再多的喧闹，终有平息的一日，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，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，其后，很多京畿士民，都切身地感受到，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，尤其是那些小市民，日子也开始难熬了。

这一场“价格改革”，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，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，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，一直持默认态度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，只是任他们施为。

出现了问题，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，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，那也只有留待以后，在一时的利弊上，总是选择趋利避害，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，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。

如果说，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，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，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，那么从此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、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，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，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。

漠北来人

夜下的礼宾馆，沉浸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，这些年，经过不断的改造添置，大汉礼宾馆的规模越发扩大，设施也更加完善，当然，条件也更加奢华富丽。

随着大汉的对外扩张，影响扩散，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越发深入，往来东京朝觐的各族、各国、各势力，也越发密集频繁。

而每一位来宾的到来，都不免为东京繁荣、帝国强盛的而震惊，每个入住礼宾馆的人，都不免自惭形秽，把礼宾馆当做大汉皇宫的外邦使者，也不在少数。前来帝京的各色人等，也往往流连忘返，不等身上的钱财消耗干净，都不愿离去。

有点不够尊重外使的是，住礼宾馆，是要付钱的，并且价格不菲。这一点，也深受朝中一些言官诟病，认为这体现不出天朝上国的大气与海纳百川的胸怀。

不过，刘皇帝闲谈之间怼了一句，莫非要朕向隋炀帝学习，穷东京之力，任由外使，白吃白住？刘皇帝上纲上线了，下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看不惯的事情多了，也就不差这一桩。

因此，东京就曾经发生过，一些囊肿羞涩的小国使者，不得不搬出礼宾馆，也节省公资，支持在东京的外事活动。游荡在东京的市井间的一些外夷，说不准就是哪一国的使者。

然而即便如此，仍旧不能阻止外邦来朝的热情，大汉的门槛越高，他们就越积极。而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，后续的使者也都放聪明了，使团除了携带贡品之外，都备着足够的生活开销。

当然，朝廷也不是只进不出，完全不给回报，一些土特产的赏赐，以及一些政经军方面的交流政策，还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放宽，毕竟人家也是携礼而来，诚意深厚，只是以小礼换重赏的情况，在大汉基本不可能发生。

大汉的外交政策，从来都是重实利而轻颜面，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，要知道，早在刘皇帝登基之初的那几年，面对外使，刘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收了多少礼，没办法，那时候国计艰难，也实在是穷怕了。

马车缓缓停在礼宾馆前，一名身着绸衣的中年男子下车，掏出荷包，颇为认真地数出十五文钱，递给车夫。车夫顿时露出笑容，道谢之后，还不忘拉客，男子也同意了，约定明日同样的时辰，再来接他。

伴着清脆的鞭打声，车夫兴高采烈地驾着自己的“客车”远去，中年从后望去，不由叹了口气。自进入东京后，他叹气的频率明显变多了。

此人身材高大，留着一抹短须，除皮肤粗糙点外，看起来颇具气度。居住在礼宾馆的，基本都是外国外族使节，他也不例外，身份也比较特殊，他是如今漠北契丹的宰相，韩德让。

自从耶律贤病逝，经越王耶律必摄内乱之后，漠北契丹已经平稳多年了。内有耶律休哥、韩德让这些耶律贤时代留下的精干老臣辅助，外则有大汉注意力的转移、压迫减轻，如此，方才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，支持到如今。

而韩德让，在当年由耶律必摄发起的政变中，坚持保王正统立场，与耶律休哥等宗室重臣，力扶耶律隆绪上位，也收获了丰硕的政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