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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(6 / 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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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滑的复电,开头称贺:“天祚圣清,复正大位,群情欢洽,矧在老臣?”其次表示:“幸祭昌明,亟思展觐。”但最后却是婉言辞拒入京的邀请,托词是“时当炎夏,辄扰病魔”,只好“稍缓时日,再图趋教”,更特别声明:“并非托故,当蒙鉴原。”这又是向反复辟的人表明心迹,他曾“托故”不参加复辟。当然,复辟果真成功,则正好“趋教”,话也很容易转得过来的。

但就眼前而言,即令王士珍被劫持,而既有冯国璋之代行大总统职权,复有徐世昌的消极反对复辟,则段祺瑞对北洋系统,已具有绝大的号召力,所以檄文所至,各省响应,是在意料之中。

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,最后一段说:“祺瑞罢休以后,本不敢复问国事,惟念辛亥建设伊始,祺瑞不敏,实从领军诸君子后,共促其成。今已服劳于民国,不忍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,且亦曾受恩于先朝,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,以陷于自灭。”这不但自己站稳了脚步,圆满地解释了“受恩先朝”而又何以反对复辟的原因,而且已为“小朝廷”预留开脱的余地。只是“匪人”包括康有为在内,出诸梁启超的手笔,实在让“圣人”难堪。

檄文发布之日,讨逆军总司令部亦即成立。段祺瑞自任总司令,以梁启超、汤化龙、李长泰、徐树铮为参赞,分别赞襄政治、军事。又以傅良佐、曲同丰为参议。总司令部下设五大处:秘书张志潭、军需曾云霈、交涉刘崇杰、交通叶恭绰、军法丁士源。

到得七月六日,战斗序列亦编成了,段芝贵、曹锟分任东西两路总司令,段祺瑞自领中路,以第八师为主力,李长泰兼前敌总指挥。第十六混成旅配属东路,冯玉祥被加委为第一梯队司令。

其时上海则有中山先生与海军总长程璧光,西南则有陆荣廷、岑春煊,江浙则有冯国璋、杨善德,纷纷通电讨逆。同时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职务,段祺瑞亦接受委任复职,在天津设立国务院办公处。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声势,足使张勋胆寒。

到得这时候,张勋才知道包办复辟犹如一个人独享一桌盛筵,再好的胃口也是消受不了的,甚至首席也不是他应该坐的。想来想去,唯有请一个人出山,才有维持这个局面的希望,这个人就是徐世昌。

事实上载沣、陈宝琛、世续早都持此一看法,所以张勋上殿一奏,立即获准。但下上谕、派人迎接都嫌不够力量,决定由世续亲自打电话给徐世昌,极力劝驾。

而就在这一天,东西两路都已发动攻势。守万庄的辫子兵,溃不成军,逃回北京,而驻通州的第四混成旅张锡元,驻南苑的陈光远部队,亦早都与段祺瑞、冯玉祥有了联络。因此,不过一天的工夫,十六混成旅宋哲元部及第八师王汝勤,已经占领以种花出名的丰台,直逼京城西南角了。

见此光景,张勋已知必败,唯一的打算是,不至于一败涂地。因此,一面奏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各差缺,一面陈兵天安门、景山、东华门、西华门及他私宅所在的南河沿,摆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姿态。

这一来宫里慌了手脚,背着张勋商量,由康有为、梁敦彦去见日本公使林权助,请他出面向段祺瑞说,不必苦苦相逼。林权助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婉言谢绝。

于是仍旧只有寄望于徐世昌,但已不是来请他“辅政”,而是请他来收拾残局,尤其希望清室能继续享受优待条件。

这在徐世昌是“义不容辞”的事,但他只愿为清室“竭力维持”,对张勋一无愿作援手的表示。这就逼得张勋不能不预备掀底牌了。

七月八日那天,他发了一个通电,首言“复辟一举,声应气求,吾道不孤,凡我同袍各省,多预其谋:东海、河间,尤深赞许,信使往返,俱有可证。前者各省督军,聚议徐州,复经商及,列诸计划之一”。将徐世昌、冯国璋两人亦牵扯在内,自以为得计,其实是失着。

因为这一来,徐世昌,特别是已经宣布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,想帮张勋的忙也帮不上了,不然便有同谋袒护之嫌。因此,冯国璋在发布了褫去张勋长江巡阅使、安徽督军的职务,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的命令以后,进一步绝了张勋的归路,下令将张勋未经随同入京的部队,改归倪嗣冲节制。

张勋却还在做全师撤回徐州的打算,他在通电中说:“本日请旨,以徐太傅辅佐,组织完全内阁,召集国会,议定宪法,以符实行立宪之旨。仔肩既卸,负责有人,当即面陈辞职。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,所有一切阁务,统交王聘老暂行经营,一俟诸事解决之后,即行率队回徐。”

“王聘老”——王士珍却真有左右为难之苦。他本不赞成复辟,但既为张勋拖下水,当了“议政大臣”,不能不为“皇上”分忧。事实上七名“议政大臣”中,亦只有他跟陈宝琛在身份、地位上够资格与各方周旋。当然,他既不能唱反调,就不能不循从陈宝琛的意见。而陈宝琛因为力赞复辟,当然要图最后挽救之计,与张勋、王士珍商量,寄最后希望于张作霖,拟了一道上谕,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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